早上在盒馬配送生鮮，下午在星巴克沖調咖啡，近期涌現的靈活用工平臺，讓很多人成了“斜杠青年”。筆者周末在市中心一處集市上，也接觸到不少利用業余時間“練攤”的個體。

　　靈活用工，是隨著疫情出現的新現象。疫情發生不久，就有一些生意火爆、人手緊缺的線上零售、物流企業，向那些有大量閑置員工的餐飲、家政企業進行短期人力招募，通過“共享員工”的靈活模式，既緩解人手不足，也暫緩了大批員工的失業之憂。

　　疫情常態化形勢下，靈活用工、靈活就業成為更多企業和個體的嘗試。針對職場人士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，疫情延期復工或在家辦公期間，有超過六成職場人士開展或計劃開展副業和兼職，目的除了增加收入，更多是想“未雨綢繆”，提前考慮公司和崗位的不確定風險，為自身拓展更多元的職業選擇。

　　在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下，“靈活用工”對企業而言是一種解壓。在一家知名銀行公開的一份小微企業調研報告中，企業經營壓力的源頭，最突出的就是員工工資，占比達到46%；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針對995家中小企業的聯合調研報告也顯示，62%的中小企業認為首要壓力來自于員工薪資和五險一金。“靈活用工”很可能是讓一部分中小企業得以活下去的破解之道——面臨資金壓力的企業可以減輕用工壓力，降低企業成本。從長遠而言，保住了企業，就保住了未來繼續提供就業崗位的可能性。

　　個體層面，靈活用工帶來的靈活就業，有兩種具體形式。對于待崗人士而言，靈活用工平臺提供的大量精確到小時的崗位，可以緩解創收的燃眉之急；對于一部分暫不存在工作危機的個體而言，利用自己的空余時間獲取額外報酬，也是一種有益補充。

　　所以，靈活用工，只要有足夠的政策保障，可以實現企業與個人的雙贏。從這點來看，它不應僅僅停留在應急措施層面，完全可以發展成未來用工的一種趨勢。在今年全國兩會上，李克強總理也提到，我們國家有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，如果廣大勞動者的就業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，那么就只有9億張吃飯的口，而我們的零工經濟大概能夠容納兩億人的就業。

　　不過在現階段，雖然很多人開始了靈活就業的嘗試，但它在傳統觀念中還是與工作不穩定、保障不牢靠畫上等號。就業是最大的民生，既然“靈活用工”可以激活市場、促進就業，政府還是需要通過制度完善，進一步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合法權益，扶持、規范這一新事物的發展。

　　不容忽視的現實是，一方面，由于兼職工作多是根據勞務合同或承攬合同關系定性，靈活就業者處于較為劣勢的地位，他們的權益一旦受到侵害，維權頗為困難，在防范勞動關系認定、工傷賠償存在風險。另一方面，現行社會保障體系，是按照實際存在勞動關系的傳統就業形態來設計的，繳費基數設計一般以上一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為基數。如果靈活就業者希望繳納社保，相當于全部由個人承擔，負擔比“正規”就業者要重得多，致使不少人因負擔過重而只能暫時忽略養老保險問題。這應該也是大部分人依舊把靈活用工當作“權宜之計”而很難主動選擇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如何通過大數據、區塊鏈的廣泛利用，讓精確的數據完成個體與企業間的工作匹配之余，也讓數據的唯一、可記錄屬性在保障用工企業和就業人員雙方的權益上發揮作用，是后續可以著力關注的方面。只有當觀念的改變、技術的加持、政策的支持能夠全方位地觸及“吃螃蟹”的企業和個體的后顧之憂，靈活用工才能真正成為促進就業的有效方式。（謝飛君）